全国79所高校645名研究生志愿者组成了第11届研究生支教团

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向安利颁发支教特别贡献奖

   “彩虹的美丽是在同狂风暴雨搏斗之后出现的，它吸收了百花的色彩、太阳的光芒和那些小露珠的晶莹，甚至连同在烟雨迷离中的人们盼望天晴日朗的目光……青春的理想，也是这样诞生的。”一名支教队员在他8月25日的博客中这样写道。
    8月25日，贵州大学体育场，旌旗飘扬，644名在籍研究生在激情的宣誓和豪迈的鼓舞声中整装待发，他们来自全国79所重点高校，即将奔赴的是广阔西部数十个贫困县的学校。这些意气风发的莘莘学子就是团中央、教育部联合举办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第11届成员。
    “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在研究生支教走过整整十年后，光荣和梦想、奉献与成才这些崇高与激昂的字眼渐渐隐退为支教学生们的心灵背景墙，而“土豆的18种吃法”、“42天不洗澡”、“半夜起来数星星”之类的艰苦和寂寞，慢慢成了大家对那段生活美好的回忆与相互鼓励。“如何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值？”学子们更多聚焦在务实的思考和脚踏实地的行动中。记者有幸采访了支教成员在贵州大学的集中培训和论坛，分享了青春激扬中一份份日渐成熟的思考。

我为什么要去？

    虽然4173人依然是星星之火，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支教不仅是传统和荣誉，更是一种时尚，一种感恩，是一种证明、是成才加速器。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王卓是这次支教团9名成员中唯一的一名非研究生。他的经历让不少人费解。去年11月他已经被行业内全球排名第三的欧洲独资企业录用，月薪颇丰。7月12日，学院说要补招一名志愿者，截至23日中午12点。正常招募时考了第八名而落选的他开始波动，23日凌晨2点钟，他从床上跳起来，反复问自己，“支教的愿望难道就此放弃？”他一早就去找了院领导表明自己的决心。远在湖北小县城的父母闻讯忧虑万分，“一年后，你是没有读研究生的保障的！”但沉浸在“能完成普通人愿望”的喜悦中的王卓说无论回来后面临怎样的结局，他都不后悔。王卓并不孤独，来自青海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刘国恩在大一时就萌生支教念头，此次也终于如愿以偿。
    相比王卓和刘国恩的执着，上海财经大学王梓懿的想法充满感恩。“我在小学时很自卑，直到上中学后，一位老师的鼓励彻底改变了我。所以，我也想用一年的时间让更多的孩子感受这份幸运。”

    从1999年至今，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的研究生支教团覆盖了83所高校4173人，先后奔赴中西部78个贫困县的300多所中小学支教一年。这些数字并不惊人，但是十年中，以支教等方式出现的志愿者概念正在逐步深入人心。“在复旦，我们倡导‘志愿者是一种时尚’。”复旦团委书记尹冬梅为复旦的这种校园文化而骄傲，“复旦每年都有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率队去支教地看望学生，这是高校中很特别的。”同样，在北京大学，选择去西部支教一年是一种荣誉，国际关系学院的赵鹏杰告诉记者，北大很多学生在周末去近郊的外来务工者子弟小学做支教志愿者。上海财经大学今年第一次派出研究生支教队伍，“但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志愿者去西部各级财政部门帮助规划当地经济计划，很有‘疗效’。”在同济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几乎每个人都做过志愿者，做志愿者是一个传统。但是特奥会、女足赛等都是阶段性的，而支教有完整的一年。”说起为何去支教，学子们都有种自豪感。
    的确，研究生支教志愿者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国家在政策上也予以了支持，如计算工龄，公务员考试可以适当加分等。这些支教团成员本身就是在本科阶段学习优良、社会工作能力突出的优秀学生。他们首先是获得直升研究生的资格，然后从学院选拔到校级几方人员面试，如同又一次“自主招生”，还要外加体检。上海今年支教队伍扩展到7所高校，48位学子接过了志愿者接力棒。

    记者在贵州大学见到这48位学子时，他们的心已在征途中，细细沟通后，发现每人的想法不尽相同。“我不认为我是改变服务地学生的唯一希望，不该有救世主的心态，实际上，支教地的学生更能帮助我们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和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上外的李瞧瞧主修俄语，这位外貌清秀的女孩始终很冷静。父母被迫同意的上海女孩、华东师大数学系吴晨昊也很实际，“我是教数学的，我想支教经历会让我的教学水平提高一筹。”其实，在金融危机、就业不景气的背景下，锻炼自己的能力是更多学生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去西部支教无疑会从各方面加速自己的成长。

我去干什么？

    传授知识，在一年中是有限的，去打开西部孩子们的心灵，引导一种观念，给他们一片家乡之外的广阔天空，几乎是第11届支教队员共同的心愿。
    从贵阳出征前，培训班的最后一课是“青春志愿·接力十年”的特别论坛，第二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中山大学志愿者韦慧晓被第11届学弟学妹们称为“精神领袖”，她两次进藏，第一次是支教，第二次是将地球科学系的博士生课题设在西藏。她组织同学将中山大学十年支教的感想编成了一本书，名为《我的青春我的团》。“我们都是在泪光中审阅完文章的。”虽然未启程，中山大学的新队员们已经沐浴了精神的洗礼，洗礼中他们对自我的评价也更实际。
    怎样去发出自己的光亮呢？其实，新成员的打算都很具体。华东师大的吴晨昊觉得：“我只要在一年内成功地影响一个学生，在她内心播下奋斗的种子，我就很满足了。”
    复旦的刘钟元将去宁夏西吉三合中学，“我们复旦支教队员每年都是高三的主力教师，极大提高了高考录取率。老校长很倚重我们。”这位来自云南边境的男孩子感慨，国家财政上支持少数民族读书，但是不少娃娃读书不来吃饭来，“读书不如卖鸡蛋”的观念很普遍，“我想为他们打开一扇窗，同时守好这扇窗”。上外的李瞧瞧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她要去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东联现代中学，“那里贫穷者读不起书，但读得起的又没有树立学习意识和信念。那里的孩子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对未来方向的引导，我要帮助高一的孩子尽早确立人生目标。”李瞧瞧希望在教授常规外语课程的同时，把国际视野传播到那里。

    传授知识，在一年中是有限的，去打开西部孩子们的心灵，引导一种观念，给他们一片家乡之外的广阔天空，几乎是第11届支教队员共同的心愿。

我还能干什么？

    自己的力量，母校的力量，校友的力量，还有企业和所在城市的力量，彩虹的美丽来自四面八方的光芒，安利引导了企业援助的另一种模式。
    诚如第五届支教团成员、放弃天津工作而加盟到塔里木油田公司任团委书记的王欣昀所言，“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第11届支教团的成员们都是1987年左右出生的孩子，尽管理想主义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的特点，但时代赋予他们更多的思考——“我希望能够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如果它是一弯美丽的彩虹，我愿做其中一点微小的虹光。”复旦大学刘钟元对记者说。
    研究生支教团这座桥梁，可以沟通东部与西部，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可以跨过贫穷与落后，迈向富裕、先进的明天……
    华东师大的周晨打算开发软件帮助当地教师分析学生考试成绩；同济土木学院史亮、姜炯则打算在教书之余遍访当地的贫困县，深入农村调查，为城乡一体化建设获得珍贵的资料，为将来彻底改变当地落后面貌出力；上外和同济的学生们都想到了让服务地的学生牵手上海世博会，“如果让当地中学的学生来上海参观世博，那么，费用该谁出呢？”这些金点子、好想法，要实施起来，都少不了资金。其实，每一期的支教学生都在尽己所能地沟通着大山内外的信息，“搬运”着支教地需要的各种资源，真正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他们或者通过校友捐款捐物，或者动员社会力量“一帮一”，为西部孩子提供更多的软硬件支持。复旦大学对口支教的学校操场就是校友们一片一片拼起来的。
    但是，如何让更稳定的资源，更有效地帮助到西部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呢？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与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西部支教团的长期合作，探索出一条校企携手促进西部教育的新路。在过去的7年中，安利对此项目已经投入了1840万元，遍及中国14个省区的21个贫困县。中山大学服务地西藏林芝中学，去年就获得了8万元的资助，建起了舞蹈室。而多年来，复旦大学则用这些善款建了学生宿舍、电脑房、阅览室，修了篮球场，还在学校内外安装了路灯，甚至帮助村民修建了水泵房。
    在西部支教项目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安利公司决定进一步加大支教扶贫的力度和广度。安利公共事务副总裁余放在出征仪式上宣布，将在今后三年内投放1500万元资金用于“安利名校支教彩虹计划”，面向的高校由原来的22所扩展到全部79所，争取受助儿童从过去几年累计的35万扩大到70万。
    “受人以鱼，不如受其以渔”，比起一些企业简单的捐款，安利公司更希望每一笔捐助落到实处，产生实效。“彩虹计划”将请研究生志愿者们调查支教地实际情况，策划诸如改善当地教学条件、丰富教学资源、面向农村扶贫等项目，并将项目建议书送团中央、安利公司和相关专家共同组成的评审小组，遴选优化后可获得不超过20万元的专项资金。而遍布全国各地的安利分公司将指导监督款项的使用。
    近年来，像安利公司这样的企业正在增加，他们的加盟使志愿者行为加入了更多现代企业的理性管理，善意一旦加上理性管理，那么彩虹折射的太阳光芒就会更加多彩斑斓。而志愿者这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前赴后继的不仅只有学子的青春，还有更多企业和实体的先进理念，“西部强，则国家强”的愿景将不再是遥远的理想。

文章来源《文汇报》（2009年9月11日） 记者/李念